败诉也有败诉的意义，它能昭示出官司背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
从２００４年夏天开始，我先后七次提起具有公益性质的诉讼，其中三次针对铁路售货、用餐、退票费拒开发票，两次针对税务机关拒不履行“查处不开发票”的法定职责，还有两次针对地铁花费纳税人的钱却不设计公厕及收费不开发票。
迄今为止，我的系列案件有败有胜。我认为，诉讼的结果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的过程。胜诉了当然好，能达到诉讼的目的。但是，败诉也有败诉的意义，它能昭示出官司背后一些深层次的问题。
比如，在我状告北京地铁不设计公厕及收费不开发票后，相关情况发生了变化，北京地铁复八线从无到有地在所有的收费厕所配齐了五角的发票，并被西城区地税局追缴偷漏税款两万余元。
而我三次起诉铁路局，使相关问题引起了铁道部的重视，后来铁道部连续下发《关于在铁路站车向旅客供餐及销售商品必须开具发票的通知》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站车经营的通知》，应该说与起诉有相关性。文件要求全国各铁路局必须在火车上向旅客开具发票，依法缴纳税金。２００６年２月，国家税务总局与铁道部联合下发文件，从３月１日起在全国的火车上配备统一印制的餐车发票。
让法律开口说话，法律就成为一种神圣的力量
我常常听到人们抱怨法律的软弱，中看不中用，孰不知法律之所以软弱是因为当法律被践踏时，很多人袖手旁观，他们沉默，他们忍耐，很少有人挺身而出保护它，替它说话，法律有时就像是一个孤独的孩子被遗弃在角落里，默默地流泪。
当有人走上法庭，捍卫法律的尊严，让法律开口说话，法律就成为一种神圣的力量，成为对不法现象的一种强有力的震慑。
我一直认为，现代文明社会中，主张自身权利，消除弊端的最终手段第一是诉讼，第二是诉讼，第三还是诉讼。
公益诉讼是坚守正义，是超越一己之利为大多数人的合法利益、甚至是被侵害的国家利益寻求司法救济，以私权的形式来维护公共利益，是一种成功的尝试，这也反映了我国公民理性维权意识的觉醒。公益诉讼制度可以使一些复杂的社会矛盾转化为法律问题，通过司法途径解决，使当事人的思维趋于理性化，可以有效地发泄不满、愤怒等情绪，防止纠纷升级为对抗性活动，达到解决利益矛盾，维护安定团结，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。
不是炒作，只是想向社会说明依法维权是可行的，也是应该的
也许有人认为，我们这是在炒作，为一些小事大动干戈没必要。对这种观点，我不能认同。所谓权利，它的重要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主张权利，如果人人都不主张，权利只能停留在纸面上，今天你失去一些权利，你不捍卫，明天你可能会失去更多的权利。就像我打发票官司一样，说实在的，索要５毛钱的发票，对我个人来说意义又能大到哪里去？我只是想通过我的行动，向社会说明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是可行的，也是应该的。
许多人以为我执拗，认死理，但事实上，还是有许多力量支持我的，因为我感觉我就是站在正义和公理这一边。也正是如此，我从不觉得孤单和无援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那是违法的；我是路见不平法庭上见，是法治社会的守法公民。
只是，我觉得遗憾的是，目前，由于立法的缺位，公益诉讼步履艰难，很多案件无法进入诉讼实体程序，一些进入庭审的案件，也常常因为效率低下，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而且最终常以公民败诉而告终。
在公益诉讼的道路上，虽然困难重重，但我仍然坚信：在未来，公益诉讼将为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助力。困难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，而不是逃避的理由！
